“老骨蹒跚志未休”，孙奇逢的学术著作大部分出自晚年，尤其是南迁苏门，定居夏峰以后，他不分寒暑，笔耕不辍，他这样叙述自己的治学经历：“七十岁工夫较六十而密，八十岁工夫较七十而密，九十岁工夫较八十而密。此念无时敢懈，此心庶几少明。”①他就是这样自强不息，。有学者称孙奇逢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学者。那么，孙奇逢一生都写了那些著作？这些著作又有什么价值呢？
孙奇逢是编写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先驱者之一，他撰写的《理学宗传》上起汉代董仲舒，下至明末，时人视为学术通史。通过寻找理学的发展脉络、阶段、变化过程，从而达到探索中国思想史发展规律的朴素想法。此外，他的《圣学录》以及授命弟子编写的《北学编》、《洛学编》等，也是重要的学术史著作。
孙奇逢认识到理学空谈心性的弊病，为补救时弊，在儒家经典的研究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力图把理学和经学结合起来，反对离经而研道。明、清之际的社会巨变，给了孙奇逢深刻的刺激，推动他去寻找天翻地覆的原因，顺治七年(1650年),南迁的路上，便开始学习《易》，经过二十余年的研究，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四易其稿，写成八万余字的《读易大旨》，他的“《易》本模写天地而作”，“《易》书准天地之道而作”， 剥除了《易》的宗教迷信色彩，道出了《易》的客观唯物主义的本质，可以这样说，孙奇逢的《读易大旨》是地地道道的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相结合的著作，是祖国文化宝库中难得的精品。另外，他的《四书近指》、《书经近指》、《四礼酌》都是研究经学的重要著作，对清朝时期的经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朋友顾炎武、学生汤斌、费密，都是经学大师，从而开乾嘉经学研究之先河。
明、清鼎革强烈的刺激了孙奇逢，他希望从历史发展的兴衰中汲取经验教训，以史为鉴，编撰了大量的史学著作：《中州人物考》、《畿辅人物考》、《取节录》、《甲申大难录》、《两大案录》、《乙丙记事》、《守容纪略》、《新安县志》、《苏门遗事》，这些著作对于研究明朝的历史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尤其《甲申大难录》表达了强烈的缅怀明朝，不满清朝统治的民族意识。康熙三年（1664年），清政府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刊刻《甲申大难录》的孙氏学生李燮五被逮入狱，消息传来，81岁老人孙奇逢临危不惧，主动北上京师，为刊刻者担当责任，并于北上途中赋诗曰：“患难经多平等事，莫愁树叶破人头。”年虽迈而英烈之气丝毫不减。幸有朋友在朝斡旋，方得解脱。
另外，孙奇逢还为他人撰写、修订了大量的年谱、传记、行述、墓志铭等；还有诗文、序跋、书信、日谱、游谱和语录。这些，都是研究明朝和清初历史的极其珍贵的资料。
在夏峰村，孙奇逢和子侄儿孙、乡邻学生耕读轮替，恬静适宜的田园生活，加上含饴弄孙的亲情让孙奇逢心情畅快。在他九十高龄之际，他写了一首《夏峰歌》，歌中描绘了他隐于夏峰“耕读传家、兼山讲学、兼容朱陆、倡导实学”的生活。
垂老去乡关 ，听泉声三十年，夏峰烟月浑无厌， 茅屋数椽 ，修竹几杆， 这便是桃园鸡犬， 又何须驾柴车东海与西山 。
戴笠锄是门外硗田 ，秋收约足充餐饭 ，鸡豚窥竹栏，蔬果缀山园 ，瓮头酿秫客至刚刚淀 ，数一遍汉唐宋元 ，谈一会孝友节廉， 迟迟散前村不远 ，归溪月正圆 。
年来食指添不计数， 孙子曾元名错唤 ，袖来梨枣床头散，几个去原上执牛鞭 ，几个窗下理芸篇 ，半耕半读相更换 ，喜的是家无逆颜 人人尽让无争辩 ，张公百忍不听妇人言 。
门前履满敢云洙泗士三千， 或负籍水云边， 或结茅竹树间，尼山最乐朋来远 ，齐奋勉 ，道学种子今只一线， 生平性僻师友倍多缘 。
莫谓我耄年 ，我胸中别有天， 饥餐困睡随方便 ，亦不参禅，亦不谈元 ，一篇孔孟彻宵旦 ，说什么程朱王陆门户便相悬 ，从陆征鞍 ，顺水扬帆，到头一样达畿甸 ，道同源， 躬行实践， 舌上莫空谈 。萧然一榻卧西轩，众儿孙轮流做伴，东窗旭满 ，南窗月转， 早昏枕上数双丸， 耳聋免听俗人语， 眼暗不观非圣言 ，暗中检点策励 ，无忽风烛年。 回头望容城 ，千里隔云烟 ，百门况味渐渐都经惯 ，不知理乱， 我且横琴把卷高卧兼山。
这就是孙奇逢所作的《夏峰歌》，是他在夏峰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中国古琴史上的大师、崇祯皇帝的宫廷乐师尹尔韬，在明亡后流落在外，后辗转寓居夏峰，专门为《夏峰歌》谱曲，并收入他的《徽言秘旨》中，时隔300多年，《夏峰歌》至今还在孙奇逢的子孙后代中传唱不衰。
南宋年间，理学发展为朱熹（上承程颢、程颐）理学和陆九渊（明中叶，王阳明又把心学发展到巅峰）心学两大分支。南宋淳熙二年(1175)的五月底，朱熹、陆九渊在江西信州铅山鹅湖寺相会，辩论学术问题,会上二人争论不休,互不相让。由此构成中国思想史绵延数百年之大公案。数百年来，两派之间针锋相对、互不相让。那么是谁终结了这场公案呢？
程朱理学强调“道问学”、“格物致知”，提倡向外用功，通过考察事物、博览群书等途径根究事物之“理”。而陆王心学则强调“尊德性”、“顿悟”，静坐观心，外界万物于自己的心上默默体认，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几百年来，理、心两派一直争斗不休。孙奇逢在他近一个世纪的治学生涯中，对理学、心学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结合明清鼎革的历史事实，对理学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正，他不是简单的在理学的范畴内居间调停，而是站在两千年的整个孔孟儒家范围内，兼容并包，取舍扬弃，他充分的认识到程朱和陆王各自的学术主张，从超越的层面上来讲，就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两者之间是辩证的统一。他认为：
陆从尊德性入，朱从道问学入，此其所以异也。然尊德性岂能离得道问学，道问学亦不能离得尊德性，总皆圣人之事也，此其所以同也。②
他在《夏峰歌》中曾形象的说：“说什么程朱王陆门户便相悬， 从陆征鞍，顺水扬帆 ，到头一样达畿甸 ，道同源， 躬行实践 。”把争论不休的理学两大门派都统一到圣人之本义上来。民间百姓常说的：“还有没有天理呀”，“天理难容”等俗语都出自理学概念，理欲关系是宋明理学的一大重点，最著名的口号就是“存天理、灭人欲”，欲望在理学中，无论程朱，还是陆王都给予了否定的回答。而孙奇逢通过晚年对《易》的深入研究，把宋明理学的形而上学的天理人欲的道德论，推进到辩证法，明确提出“理欲并域”的道德观命题，认为：
“阳卦未必皆君子，阴卦未必皆小人”此亦见天理中未尝无人欲，人欲中未尝无天理，《易》道所以不可穷也。 ③
在理欲这个问题上，孙奇逢已经得到一个十分高神的水准。
知行关系也是宋明理学的一对重要命题，朱熹说：知先行后。王阳明说：知行合一。而孙奇逢在“知行合一”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知行并进”，他说：
阳明走路之喻，极为明切，走得一段方认得一段，走到歧路处，有疑问便问，问了又走，方能到得欲到之处。若必待知尽了然后行，有终身不知终身不行耳。知行并进，正见其合一处。④
并在其论述中一再彰显“行”的功效，十分重视“行”，从而提出“躬行实践”，成为清初实学的代表。
明末清初，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民主思想有了初步发展，那么，这些 民主思想在孙奇逢有没有体现呢？
我们来看一下，康熙元年，孙奇逢提出：从来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⑤还有“天民一理”，“民即天下也”等这些学术观点，认为老百姓才是天下的主体，“民心”就是“天意”。这些都是民主思想的体现。另外，还有他的面对天灾，反对听天由命。顺治十三年（1656）五六月间，河南卫辉地区飞蝗蔽天，有人反对捕捉，说：“此天灾也，人何能为？”孙奇逢驳斥了这种说法：
有志之士不听命于数。我由命造，命亦由我造。岂一蝗也，甘听其食人之食而莫之挽救乎？人定自可以胜天，同心设法，捕治易易耳。为天灾之说，而顺受之，是释氏之言，非圣人经世乡也。⑥
主张“人定胜天”思想，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孙奇逢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生命里，一直是孜孜不倦研究学术，他的学术思想体系和论述都蕴涵着丰富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他从本体论上汇合理学、心学两大流派，而且把文章、经济之学都统一到“天理”之中，其学术成就超越了宋以来的先辈大师们程、朱、陆、王等，把理学推进到了巅峰状态，直达辩证唯物主义的境地，并且重视经学，反对离开经学而研理学，从而拉开清朝研究经学的序幕。他是整个儒家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大师，是传统儒家学术范围内自孔孟以来成就最高的人。
孙奇逢在青年时期曾游学京师十年，并走马山海关考察明政府的军事状况，因为明政府已经腐朽不堪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他于明亡前20余年就得出了“天下大物将有所属” 的结论，因此，不再出仕做官，而由于他在士民中的崇高威望，明政府先后七次征聘他出山做官，甚至威胁他“不赴者除革”，即如果再不入仕做官，就革除他的举人功名。就是这样也没有改变他的初衷。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写书信给他，招他入京做官，由于他对李自成农民起义也有看法，因此也严词拒绝。清廷定鼎北京，面对异族统治者接二连三的征聘，他保持了自己的可贵的民族气节，仍然力辞不就，即使是在初到辉县，忍饥挨饿的日子里，也不改初衷，拒不出仕。
由于孙奇逢的才高于世，高风亮节，明清两朝和李自成政权先后十几次的征聘其出山做官，皆高卧不就，因此被世人美誉为“征君”，大家都亲切的称他为“孙征君”、“征君夫子”。
参考文献：
①汤斌《征君孙钟元先生墓志铭》
②孙奇逢《答问》，《夏峰先生集补遗》卷上
③《读易大旨》卷三
④孙奇逢《日谱》卷十四
⑤《书经近指》卷三
⑥《日谱》卷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