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亮剑》第六集的一个片段
      1943年10月，日寇动用兵力两万余人，由当时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用最毒辣的“三光政策”，对我抗日根据地采取了所谓“铁壁合围”、“铁滚战术”、“梳篦战术”的“大扫荡”。冈村宁次为了研究他的“扫荡”战术，宣扬所谓的“赫赫战果”，特从华北各地调集军官和参谋人员180余人，乘坐十三辆汽车来我太岳区“观战”。10月24日，在临(临汾)屯(屯留)公路上洪洞县韩略村遭我八路军三八六旅十六团和洪洞县民兵武装的伏击，几乎被全部歼灭。这次战斗虽然已经过去四十年了，但那惊心动魄的场面，至今仍历历在目。
      洪洞县南卦底、北卦底当时是洪洞抗日县政府、县武委会的驻地，是我太岳区根据地的前沿，实际是游击区，北距日军韩略村炮楼只有八华里。我当时在武委会情报站工作(县武委会、县情报站在一起)。我们白天加强岗哨，坚持工作，晚上转移到村外山沟窑洞内住。1943年10月22日早晨，八路军三八六旅十六团奉调赶赴延安担任中央警卫团，路过洪洞时驻在这里。卦底村老乡见部队来了，个个欢喜，赶快腾房子、烧开水、送柴、送菜，做好饭送给部队吃。当天下午，洪洞县武委会主任孙名烈同志到十六团慰问部队。王近山团长等干部顾不上休息，听取洪洞县武委会主任孙名烈汇报。交谈中孙名烈说：“临屯公路上鬼子军用卡车天天跑，你们过公路一定要小心！”，“鬼子的军用卡车？天天跑？”王近山马上警觉地问。“是呀！每天上午都有，汽车载的都是物资，掩护的部队也不多，它们从临汾出发经过这里向东去，为‘扫荡’的鬼子送弹药，下午又满载从根据地抢来的财物，经此返回临汾”。王近山正寻思着打一仗呢，立即桌子一拍说道：“好啊！不给他们点厉害，看来是不行了”。武委会的同志一听，兴奋地说：“好啊！韩略村附近公路两侧，都是两丈多高的陡壁，易下不易上，要是打伏击，嘿！那可是最好的地段”。十六团的领导说，洪洞人民对我们这样好，有机会在这里打一仗，答谢洪洞人民。孙名烈同志表示欢迎，并介绍了洪洞一带敌情。当介绍临(临汾)屯(屯留)公路上，每天都有敌人过往的汽车，而韩略村村长王明秀昨天向武委会报告，据韩略村日军炮楼的鬼子透露，他们的大官后天要坐汽车经过这里上东山去的时候，部队领导对这一敌情十分重视，决定在韩略公路上伏击敌人。
      孙名烈同志回到县武委会告诉大家有了战斗任务，同志们都很高兴，争着担负任务。杨洪泰、贾明武等同志到武家庄、下柳、南卦底、北卦底动员民兵、民夫参战抬担架，大约组织了一百余人。武委会干部杨家声同志是韩略村人，负责配合部队进行侦察，组织韩略村、柏村民兵参战。我被确定跟随太岳区武委二分会主任吉佩祉、县武委会主任孙名烈，配合十六团团部行动。
      部队要侦察韩略村炮楼敌情。由杨家声同志带领着部队侦察员到了韩略村，经过与抗日村长王明秀、维持村长王福林(也是民兵)商议，我部队侦察员化装为韩略村民担水、劈柴，跟维持村长进日本炮楼，从中掌握敌情。23日下午，孙名烈和杨家声同志配合十六团组织的营连干部，化装为当地农民(我的黑棉袄也借给侦察地形的营连干部穿去)，到韩略村西公路两侧观察地形，回来后，部队立即研究具体部署。
      韩略村，是洪洞通向潞安大道上进山的一个大村。这个村在抗战前有一百七十多户人家。有楼房六、七座，有庙宇六处，三个牌楼，八个村门，有三个杂货店，还有粮店、棉花店、盐店、当铺、药铺、银匠炉、染房、肉铺、饭店、旅店等。1938年农历正月廿七、二月初二，日寇进行了两次大烧，把这个繁华的村庄烧得没有一间好房子了。全村群众没法居住，只好跑到村外七大沟、八小沟、三十二条无名沟中去居住。这个村被日寇先后杀死的群众有十二名，有的被扔到井里。有一次，日寇抓到七个老百姓，除一人逃跑外，其余六人在牌楼场子残遭集体杀害，村里的群众和全国广大人民一样，对日寇有刻骨仇恨。村子1939年就建立了党支部，发展了民兵，可以隐蔽成连成排的地方武装。由于这个村地处临屯公路进山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1939年起，日寇就在韩略东垣上建起炮楼，经常驻守着一个小队敌人，扼守临屯公路。
      23日晚上十点左右，部队从卦底村出发，过了蔡子河，到了韩略村公所驻地薛家掌，稍作休息整顿，韩略村民兵队长王绍经组织了9个民兵，分别配合各连。据当时分配到六连的杨玉秀同志说，武委会交待他，一定要配合好部队作战。部队领导交待连长说，一定要照护好民兵，部队伤亡再大，也不要伤了民兵。
      部队稍加休息后向临屯公路出发，在距韩略炮楼约一华里左右的地方，部队行进中传出：“向后传，安静。”大家静悄悄分向公路两侧，在预定的地点埋伏起来。这里是只能通过一辆汽车的凹道，两旁是陡壁，高约有三、四丈，低处也有两丈多，延伸约一里远，公路两边是断断续续凹地，便于部队埋伏。村东的碉堡又被村西风口垣遮挡着，碉堡上的敌人看不见这里。过往的日寇定然想不到在距他们炮楼很近的地方会有我正规部队的埋伏。
      农历九月廿六日(公历1943年10月24日)，老百姓刚收完秋，田间还有留下的玉茭杆和高梁秸杆，还有敲了谷穗橙黄的谷秆田。孙名烈、吉佩祉和我埋伏在风口垣北边凹地。这里离团指挥所不远。同志们有的竖起捆好的玉茭秆或高梁桔作隐蔽，有的埋伏在谷杆地里，静悄悄地等候着敌人的到来。
      初冬的深夜，天气比较寒冷，我上身穿着棉衣，下身却很单薄，特别是我们几个人，是从小河淌水过来的，鞋袜全湿透了，身子比较冷，但是我们有一颗火热的心，思想高度集中在如何消灭民族敌人上，也就不知道冷了。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我们静悄悄地隐蔽着。拂晓时分，部队领导通知，要求互相检查一下隐蔽的好坏。东方发白了，太阳也出来了，可是敌人的汽车还没到来，我们等得有些着急，怕白白埋伏一场，便宜了敌人。有的说，打不住汽车就端炮楼去。一直等到十点钟左右忽听见隐隐约约的汽车声。孙名烈同志高兴地说：“好了，敌人的汽车来了”。部队一个指挥员，拿着望远镜，向大家打手势，让作好准备。汽车声越来越近，我们的心情越来越紧张。第一辆汽车越过团指挥所后，敌人全部进人了我们的伏击圈。轰!轰!轰三颗手榴弹爆炸了，这是发起进攻的信号，紧接着就一片枪声、手榴弹声，还有冲锋号声、喊杀声，激烈的战斗开始了，敌人的汽车被我们打坏燃烧起来了，未被打坏的汽车也夹在当中跑不动，满沟火光，浓烟冲天。敌人的尸体、狼藉遍地。我们的战士，越打越猛，参战的民兵、民工们也高喊着：“鬼子跑不了啦，被我们围住了，同志们狠狠地打呀!打的好呀!……”韩略村民兵杨玉秀同志，配合六连战士一起冲到敌人汽车上，从敌人手中夺下武器和子弹，把敌人来不及卸枪衣的重机枪抬回我们的阵地，对准敌军猛烈扫射。我们的部队和民兵冲下去了，与顽抗的残敌厮杀在一起，用枪杀，用刺刀穿，用扁担打。自动参战的柏村小和尚，就是用扁担打死了几个鬼子兵，正在厮杀起劲时，不幸被另一个敌人的枪弹射中光荣牺牲了。有些负伤的敌人，钻在汽车下面不出来，被着了火的汽车烧死在下面。有的被我们的战土和民兵从车下硬拉出来，拉出来不走，抬着走，不让抬，翻滚胡闹，我们民兵气恼了，只得结束了他们。有一些残敌集结在一起，妄图从斜堰坡突围，五连的战士迎上去就打，眼看敌人要冲上来了，我风口垣团指挥所附近的重机枪猛烈扫射，才把敌人压下去。五连一个排长，带领全排冲下去，夺了鬼子一口指挥刀，接连砍死几个鬼子。另一股残敌妄图从小官子十字向西突围，军队和民兵冲下去，全部消灭了。有三个鬼子钻在半崖一个破窑洞中，掏了一阵子未掏出来，其余被全歼灭。部队和民兵很快打扫了战场。民兵和民工帮助部队背着缴获的武器，扛着子弹箱，有的拿着敌人的大皮鞋、有的戴着钢盔、有的披着敌人的军大衣、有的扛着汽车工具箱、有的提着打坏的汽车方向盘，兴高采烈地从战场上撤下来，沿着南柏村、北柏村，迅速撤到韩略堰，隐蔽休息下来。这时敌人的飞机从临汾赶来，在柏村、韩略堰的山丘上乱扔了几颗炸弹，炸起几柱烟尘，发出哭丧的声音飞回临汾去了。
      这次战斗大约一个多小时，歼灭了敌人的“军官观战团”，除三个敌人逃跑外，其余一百八十多人被歼灭。其中有旅团长服部直臣少将一名，有联队长大佐六名，有少佐十余名。十三辆汽车全部被烧毁，缴获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两挺，掷弹筒两个，步枪45支。
      由于这次战斗作了周密研究，战斗一打响，在韩略村东控制敌人碉堡的部队，故意把维持村长王福林捆起来，让他拖着绳子向敌人碉堡跑去，部队并向他跑的方向打了几枪。王福林气喘吁吁，跑到敌人碉堡上对敌人说：“太君，八路军大大的，你的去打。”鬼子说：“我的小小的，不行的”。虽然这次战斗敌人损失惨重，但没有对韩略村群众进行大的烧杀报复。这一场战斗令日军损失了大批中层骨干，陈赓将军后来说：“比打死5万日本兵的意义还大”，这是对韩略村伏击战意义的一个最好的注脚。
(选自《洪洞县志资料》第四辑，略有增删。孙礼，谱名孙名烈，革命战争年代曾化名孙晋生等。1914年生，山西省侯马市小里村人，祖籍山东省安丘县西朱戈庄，1888年前后其祖上迁徙至山西。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至1946年任洪洞县武委会主任、武工大队大队长，1946年、1947年两次出任山西省曲沃县政府民主县长，1947年10月2日至12月26日参加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在河北武安召开的冶陶土地会议后，调平原省嘉祥县（现属山东省）任县长。解放后历任华北行政委员会财政局人事科科长、中共北京市委委员，北京京棉二厂党委书记，北京市一轻局副局长、顾问（正厅级，行政九级），2000年6月8日在北京去世。本文作者孙宗武，原为山西省临汾地区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时任洪洞县武委会、情报站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