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绰（314—371）字 兴公，东晋中都（今山西平遥）人。孙楚的孙子。为廷尉卿，领著作。少以文才称，温、王、郄、庾诸君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尤工书法，张怀瓘书估列入第四等。《晋书本传、法书要录》。曾任临海章安令，在任时写过著名的《天台山赋》。其善书博学，是参加王羲之兰亭修禊的诗人和书法家。卒年五十八。
      孙绰早年博学善文，放旷山水，曾著有《遂初赋》自述其志，并著有《天台山赋》。又尝作天台赋，辞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当作金石声。”云期道：“此非金石，怎能作金石声”然每读至佳句，竟不由赞叹道：“应是我等说的话!”授著作佐郎，其自负如此。
      与高阳许洵为“一时名流”。时人“或爱洵高迈，则鄙於绰；或爱绰才藻，而无取於洵”。沙门支遁曾试问孙绰：“君何如许？”问他和许洵相比怎麽样。孙绰答道；“高情远致，弟子早已服膺；然一咏一吟，许将北面矣。”自称“情致”不及，文才有馀。
      据《晋书．孙楚传附孙绰传》记载，绰袭父爵为长乐侯，官拜太学博士（大学教授）、尚书郎（在皇帝左右处理政务）。后历任建威长史、右军长史、永嘉太守。
      哀帝时，迁散骑常侍（在皇帝左右规谏过失）、统领著作郎（负责撰拟文书的职务）。
      晋哀帝隆和元年(362)，大司马桓温北伐收复洛阳后阴谋篡位，欲迁都洛阳，并请自“永嘉之乱”南渡者全部北徙河南。朝廷及众官皆慑于桓温权势，无人敢提异议。唯孙绰挺身上书《谏移都洛阳疏》。疏中写道：迁都乃“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疏上，迁都乃止。不久，转廷尉卿仍领著作郎。孙绰由此而一举名垂青史。（《晋书．孙楚传附孙绰传》）
      绰为当时文士之冠，温、王、郗、庾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文誉之隆，由此可见。 
      晋废帝太和六年(371)卒。明人辑有《孙廷尉集》传世。有文集十五卷，《隋书》、《唐书经籍志》）传于世。
文学造诣
    《晋书》有传，晋室南迁之后，避乱到江南的士大夫把崇尚佛老和清淡之风带到江南并加以发展，此风影响到诗歌，便催生了中国文学史上盛极一时的玄言诗，孙绰被文史家誉为玄言诗的大师和一代文宗。
      孙绰文采，当时人称横绝一世。文士以绰为冠，王公大臣皆以得绰文为荣。朝中重臣名士如殷浩、桓温、庾亮等的墓志碑文，均出其手。任右军长史、永嘉太守时，在会稽住过相当长的时间，与谢安、王羲之等皆为一时名流，是当时绍兴文士集团的重要成员。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与王羲之、谢安、支遁等四十一人会于兰亭，饮酒赋诗。孙绰与其兄孙统各赋诗两首，孙绰并被推举撰《兰亭集诗·跋》。
      作为当时诗坛领袖之一，孙绰的创作体现了其玄学本体论的影响，别具特色又有明显的缺陷。其诗充满玄理道义，形式呆板，枯淡乏味。《答许询》就是明显的一例，其第三章中“遗荣荣在，外身身全；卓哉先师，修德就闲”等句，实际上是用四言诗演绎道家哲理。但他也善于从山水景物的描写中阐发玄理，抒写逍遥自得的精神情怀。
      其《兰亭》，写清风曲水，修竹停云，鱼戏莺歌的春天景色；
      其《秋日》，写天高气清，凉风湛露，木叶始凋的秋天景色。写春则豁朗欣畅，写秋则玄远疏淡，抒写的都是闲适、惬意的情致，这类诗可谓谢灵运山水诗的先声。
      孙绰的《游天台山赋》工丽细致，词旨清新，在晋赋中较为有名。赋中虽流露出求仙思想，但对景物作了细致的描绘，如：“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以界道”，“双阙云竦以夹路，琼台中天而悬居。朱阙玲珑于林间，玉堂阴映于高隅”等句，文辞工整秀丽，颇有情韵。孙绰视此赋为平生得意之作，曾对范启说：“卿试掷地，当作金石声也。”
      另外有《情人碧玉歌》二首，《玉台新咏》题为孙绰作。但此二诗颇具民歌特色，或疑非孙绰所作。
著作《天台山赋》
     《天台山赋》是孙绰名噪一时的佳作，对山水景物的刻画生动形象，读则如临其境；并伴有浓厚的仙心佛意，表现了隐逸山林皈依佛道的情趣，充分显示了孙绰的艺术才华。传说，赋初成时，孙绰十分得意，曾对友人范云期夸耀说：“卿试掷地，可作金石声也！”范云期打开文稿一读，果然清辞丽句，珠园玉润，不禁击节称善。
      孙绰还著有《论语集解》、《老子赞》、《喻道论》、《道贤论》、《遂初赋》等，后人辑为《孙廷尉集》，原书已佚。
      明文学家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有辑本。
信奉佛教
      孙绰信奉佛教，与名僧竺道潜、支遁都有交往。他写了很多佛教方面的文章，如《名德沙门论目》、《道贤论》等。在《道贤论》中，他把两晋时的七个名僧比作魏晋之间的“竹林七贤”：以竺法护比山涛（巨源），竺法乘比王戎（浚冲），帛远比稽康（叔夜），竺道潜比刘伶（伯伦），支遁比向秀（子期），于法兰比阮籍（嗣宗），于道邃比阮咸（仲容），认为他们都是高雅通达、超群绝伦的人物。
      在他的著述中，影响最大的是《喻道论》 。（载《弘明集》卷三）说文以问答的形式对佛和佛道、周孔之教与佛教的关系、出家是否违背孝道等问题进行了论证。是继《牟子理惑论》之後又一部捍卫佛教立场的论著。关於何谓“佛”与“佛道”，孙绰说：“夫佛也者，体道者也；道也者，导物者也。”佛是“道”的体现者，这个“道”就是万物变化发展的规律。他认为佛道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无为”所以虚寂自然；“无不为”所以具有化导万物的神秘莫测的作用。他认为佛道至为高深的，人们往往囿於传统的儒家学说，看不到还有比它更博大精深的佛教教义。
      关於周孔之教与佛教的关系，他提出了“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的观点，在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用如此明快的语言表达了儒佛一致论。有人设问：“周孔之教何不去杀？”孙绰回答说，这是误解了圣人。难道圣人有杀心吗？圣人并无杀心，杀心实是下民的野心。圣人有见於人们相互争斗，甚於豺虎，才转而求其次（“不去杀”），为的是“去一以存十”，知其轻重，则知圣人之用心也。他认为佛教著重於内心教化（“明其本”），周孔主要是社会治理（“救极弊”），两家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一致的。
      关於出家是否违反孝道的问题上，孙绰认为佛教徒出家修行正是走“立身行道，永光厥亲”的道路，这正是最大的孝行。另外，《喻道论》中还论证了佛教因果报应等思想。从各个方面向人们说明了佛教的基本教义，同时说明了它们与儒家之教，同时说明了它们与儒家之教是一致的，相互补充的。
擅长书法
      孙绰亦工书。唐张怀瓘《书断》列孙绰书为第四等，与羊欣、孔琳之等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