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德时
笔者按：孙中山被誉为中华民国“国父”，陈嘉庚堪称中国华侨领袖；二人都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中国现代民族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二人有段情谊史，并在忠公爱国、服务社会，与时俱进、思想转折，理论体系及其成因诸方面有不少相同、相仿或相近之处，都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极为珍贵的精神遗产，给后人的启示是广泛的。本刊将分两期刊发中山华侨研究会副会长林德时撰写的《孙中山与陈嘉庚》一文。
20世纪是中华民族由屈辱而自豪、从衰弱到强盛的伟大世纪，它发生了一系列永载史册的历史大事，也涌现了一大批功彪千秋的历史伟人，如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鲁迅、宋庆龄、陈嘉庚等，学术理论界对这些伟人的个案研究都相当深入，然而似乎不敢也还没有把陈嘉庚（1874—1961年）与孙中山（1866—1925年）相提并论作比较。笔者经多年对孙中山与陈嘉庚二人文献资料的综研分析认为：他们二人的身份很特殊，陈嘉庚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教育家、华侨史上著名的实业家、社会活动家和改革家、风格独特的“政治门内汉”，堪称中国华侨领袖，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被誉为中华民国“国父”。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传奇的人生道路、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深远的现实影响等存在共同或相似之处，二人都给我们民族留下了珍贵的精神遗产。笔者斗胆对二人的某些闪光点初步比较（并侧重写陈嘉庚），期待能以多维视角拓展对二人的研究、尤其是深化对嘉庚精神的共识；同时对增强爱国观念、促进祖国完全统一、振兴中华民族等也有积极的启示和意义。但限于学识水平与资料，本文“比较”不尽完全意义，权作引玉之砖，错漏欠妥处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
孙中山与陈嘉庚都出生于中国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途中,都出生在比较民主开放的中国东南沿海(广州与厦门),都出身于华侨家庭,都是中国现代民族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都在华侨社群中生活逾半辈子,成为华侨利益的代表。孙中山与陈嘉庚二人同在1894年各自走上开拓性的前程——孙中山于檀香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这是他从事民主革命活动的正式开端；而陈嘉庚则在家乡厦门集美社创办了“惕斋学塾”，这是陈嘉庚倾资办学活动的开端。特定的社会条件锻造了他们都是从有报国抱负的青年成长为有非凡成就和曲折彷徨同在的中年、直至光芒四射的晚年。二人都在晚年产生了重大的思想转折，而且这个思想转折都与中国共产党密切相关。他们二人都不是中共党员，却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人，都得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首的三代中共领导人的高度评价，从而赢得中国共产党人的无比崇敬和爱戴。
由于孙中山是“世界性巨人”，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社会、外交诸领域都有其建树，而“陈嘉庚是华侨史上第一个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活动集合于一身的领袖人物”，给人以“多面化形象”；对孙中山的评价已是家喻户晓、勿庸置疑，对陈嘉庚的评颂也是林林总总，因而二人可比较的内容广泛（本文难以涉全）。若把上文视为比较探讨的缘由，下文即以爱国主义和精神遗产为主脉简述若干项。
二者情谊：互相信赖 互相支持
孙中山和陈嘉庚的人生旅途坎坷，二人都几度出洋，最终又回国投身革命和建设。因革命的需要，1904年后，晚晴园成为孙中山在新加坡的住所。1909年二人在新加坡相识后，经多次联系，双方建立了深厚情谊，互相信赖和敬重，在事业上相互支持，表现在：
1、陈嘉庚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支持：从物质上支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
其一，1910年春，陈嘉庚在新加坡晚晴园“剪去发辫与满清脱离关系”，加入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其二，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后，福建光复，陈嘉庚任新加坡“福建保安会”会长，“月余之间，计汇去二十余万元”，给福建革命政府以“救济闽省及维持治安”；其三，同年12月16日，孙中山从欧洲回国，途径新加坡时，再次与陈嘉庚会晤（并合影）陈嘉庚即赠一万元给孙中山作路费；同月25日，孙中山到上海再次电求支援，陈嘉庚又汇去5万元，以应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急需。陈嘉庚不仅对孙中山的功业肯定地认为：“孙中山先生打倒满清是中国第一次革命，是为中国民主政治打定了基础”，而且始终捍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可以说他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
2、孙中山对陈嘉庚教育事业的支持：从道义上支持陈嘉庚创办的“两校”。
“华侨的支持几乎是辛亥革命所有的经济来源”，所以孙中山盛赞“华侨为革命之母”。他有意识地调动华侨的积极性，特别是对南洋华侨的上层领导陈嘉庚从事教育事业倍加重视与扶持，典例有：其一，1921年5月，孙中山割爱放弃对林文庆的重用（林文庆曾于1900年在新加坡营救过孙中山而成了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后来被孙中山委以卫生部长等职），赞成他出任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校长，使厦大很快走上正轨，1921—1937年他应邀出任厦门大学校长，这正是陈嘉庚独资维持厦大的全程。其二，1923年10月，据集美学校请求，经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批准：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集美学村”之名就此确定和沿用。现在厦门大学仍是国内著名高校，新的更大的“集美学村”初具规模，可谓陈嘉庚的办学精神不朽、教育基业永存。
爱国主义：忠于祖国 大公无私
孙中山和陈嘉庚二人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杰出的爱国主义者，都有炽热的爱国之心，铿锵的救国之言、顽强的报国之志，坎坷的效国之行。二人唱响“救亡图存”的时代主旋律，恪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格言，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孙中山“为了中国近代的独立统一、民主富强，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了不倦的开拓性探索、吸收和融合。”陈嘉庚的一生“是爱国爱乡、兴教兴学、服务社会、造福人类的一生。在半个世纪的奋斗生涯中，他为民族的独立、解放和祖国的统一、富强，特别是为发展教育事业和振兴中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类似的评颂还有许多。孙中山和陈嘉庚都非常重视国家的统一：孙中山认为“统一是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幸福；不能统一，便是受害。” 他直到临终时还念念不忘“和平、奋斗、救中国”。陈嘉庚不但反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制造所谓“满州国”、“西藏独立”，而且寄望我们尽早解决台湾问题，临终还强调“最要紧的是国家前途，”这是陈嘉庚爱国主义精神的最高境界和本质特征。二人都不务名，不居功，大公无私，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这是二人共同的最大的闪光点。有所侧重的是，孙中山以爱国而革命，陈嘉庚因爱国而兴学。
“天下为公”是孙中山的座右铭，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革命。他在1907年的一次演讲说：“兄弟是革命者，三句不离本行，自然还是革命的话。兄弟鼓吹革命，已有二十多年。在这二十多年中间，历尽了艰难险阻，经过了好几次的失败，仍是勇往直前，百折不回，无非是要救我们的中国。”事实证明了他这种毅力勇为的精神毫不夸张，他反帝反封建的事例不胜枚举。他由爱国而革命，以革命来救国的精神，永远鼓舞着全中国人民为实现他的理想而忘我奋斗。
陈嘉庚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行动也是随时代巨轮前进而发展的，这里特别指出他援助祖国抗战有口皆碑的功绩。他忠奸分明，“天性好直言不欺隐，勇于负责”，“爱国热诚，嫉恶好善”，对曾在新加坡宣传革命且与自己颇有私交的汪精卫叛国罪行无情地痛斥，提出了“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伟大提案，充分显现了陈嘉庚“身家可以牺牲，是非不可不明”的鲜明立场和赤胆忠心。他不圆滑敷衍、不同流合污，“公忠谋国，一生如一日”，“为公为私可质天日”。陈嘉庚勇于与外国反动势力作斗争，不论是对荷兰、英国殖民者，还是对日本、美国侵略者，都表现出可贵的民族气节。
陈嘉庚毕生以“办教育为职志”，兴教兴学67年，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为中外所罕见，使“倾资办学”成为他的“专利”，使他堪称“伟大的教育家”和教育事业家，也“使‘陈嘉庚’三个字的涵义，成为‘博爱’与‘牺牲’的涵义。”他一生发了财“而肯全拿出来”奉献社会，是他对人类社会的最大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