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口村在诸暨市浬浦镇西端，东靠陈蔡江，北邻大黄山。据说村口原有一座黄山庙，故名庙口，今合于陶姚村。庙口自然村共约120余户近400人口，几乎都姓孙。庙口孙氏早年自修家谱，可惜毁于“文革”年代，而今找到旧谱的希望非常渺茫，以致族源世系模糊不清，古今说法不一，或曰迁自马坊孙村，或传来自石佛，却又不敢轻易定论。
一、口头传说
1998年8月29日下午，笔者曾专程奔赴庙口村采访，与村中数位老人一起座谈庙口孙氏族史。当时有全村最年长者孙月桥（89岁）和孙纪泰（85岁）、孙亚堂（85岁）、孙仰山（70岁）等。老者们说，相传庙口孙氏从石佛迁来，始迁祖章廿一公与寺下始迁祖是兄弟。数百年前，章廿一公初居街亭周村孙家弄，后又移迁永福寺前。有一次，章廿一公牧牛至黄山庙附近，爱上了此处的溪山风光，遂卜宅定居，渐渐发成庙口一族。
因以上老者所知并不很多，笔者又寻觅到67岁的孙光苗，他的叙述比较丰富。孙光苗说，庙口头代太公生二子，长子成一公居上村，下分七份头；幼子成二公居下村，成二公生三子：天德、天培、天强，即称三份头。庙口孙氏已传至第18代，当时族中最长辈孙月桥为第14代，孙光苗为第15代“传”字第，与孙仰山同辈，孙光苗之子为“聪”字第，其余字第莫详。说到章廿一公的“章”字，其实也是口传，未必确定就是文章的“章”。庙口孙氏宗祠瓜坵堂尚在，老祠堂原在山脚下，因常遭水淹，故于100多年前迁于今址。家谱最后一次修撰于民国21年（1932），原有六七部以上，每部数册，其中庙口下村分藏三部。
1998年9月17日，笔者首访石佛并查阅家谱，此后又多次前去采访，也仅听到有传说庙口原为石佛分支，只因早年山林纠纷伤了情谊，从此两家不再来往，但若问庙口的世系脉络究竟如何？都是猜想居多，在家谱中却找不到章廿一公分迁庙口的依据。
二、文字资料
2007年6月18日，笔者根据陆允昌先生《中国孙氏世系源流》之提示，在上海图书馆家谱中心查阅到清代《暨阳独山孙氏宗谱》（彝叙堂版），其中有一篇《历代捷箓》，曰：“若彦、若吉、若言居开元，山阴湖塘其裔也；曾十居花亭庙口”（清光绪十二年《暨阳独山孙氏宗谱》卷一）。
同时，《暨阳石佛孙氏宗谱》外纪行传中亦有相关记载：“曾十公之子——万九，讳子文。配刘氏，生二子：廷仪（行季八）、廷表（行季三十三）。住花亭乡”（民国36年《暨阳石佛孙氏宗谱》卷九）。
还有一篇《石佛孙氏续谱序》，也说：“英宗治平二年（1065），承事公宦游越州，自龙门迁诸暨之开元。由开元而迁者：万一公迁花山（萍溪古属花山乡五都），万九公迁花亭（庙口古属花亭乡正四十七都）”（《暨阳石佛孙氏宗谱》卷一）。
据《暨阳石佛孙氏宗谱》记载，富阳龙门第八世承事公孙瑾（字伯奇，号国宝，行八十），于北宋治平二年（1065），官任诸暨县教谕，“历仕既久，安于土俗”，遂居开元乡附二都马家坊（今陶朱街道开义村马坊孙村自然村），是为暨阳开元孙氏之祖。
孙瑾次子孙亿，孙亿生孙克安，孙克安生孙忠信、孙忠鲁。孙忠鲁生孙若言（行曾三）、孙若谦（行曾十）。曾十公孙若谦生万九公孙子文，居花亭。万九公堂兄孙德强（行万一），居花山。
三、研究考证
石佛孙氏始迁祖为孙瑾第九世孙彦达（福二公）和孙彦实（福六公），查考《暨阳石佛孙氏宗谱》，寺下始迁祖为福六公派下第六世孙銡，行铨五十八，约在明朝弘治年间（1500前后）徙居寺下。石佛章字辈为第十世，如果说庙口始迁祖是章廿一公，那么他比寺下始迁祖小四代，何来兄弟之称呢？
石佛孙氏分支极多，诸如高大、桂溪、读山、张村、大众、钱家坞等等，皆纳入石佛宗谱，字第一统。然而庙口孙氏家谱早已自立，字第不同。可见口述历史往往欠于严谨，有时还免不了掺入一些主观想像，却经不起考证。比如北关孙氏也曾传说与石佛很近，但是翻开各自的家谱，方知要排到富春才是一家。
又查《暨阳石佛孙氏宗谱》：“文四十公长子——章廿一讳光祖，生嘉靖辛酉（1561）十一月初八日，卒万历戊午（1598）七月十九日，葬梁家坞。配赵氏，卒，生一女，适姚奎垣。继张氏，卒，生二子：可仁（行宗百廿一）、可慈（行宗百四十四）；一女适河图陈”（见《暨阳石佛孙氏宗谱》卷十）。
继续查下去：章廿一光祖长子可仁，生一子：福（行正二百三十五）；次子可慈，生二子：士颖（行正二百廿七）、士成（行正三百七）（见《暨阳石佛孙氏宗谱》卷十）。再欲寻根究底，第三代后面已无记载了。
再说《历代捷箓》，作者孙立朝，也是石佛人，第13世材七十八。字与宾，又字怀赤，号谪星。生于清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卒于康熙六十一年壬寅（1722）（见《暨阳石佛孙氏宗谱》卷十一）。康熙五十三年（1714）作《历代捷箓》，时年58岁。
《石佛孙氏续谱序》作者孙成诰，字康之，号叔屏。石佛第12世正一百九十二。生于明崇祯十一年戊寅（1638），卒于清康熙卅三年甲戌（1694）（见《暨阳石佛孙氏宗谱》卷十）。康熙二十六年（1687）作《石佛孙氏续谱序》，时年50岁。
据《暨阳石佛孙氏宗谱》，孙立朝比章廿一公小96岁，孙成诰更早，只比章廿一公小77岁。二者相距皆不足百年，何况石佛与庙口并不遥远，完全可以调查清楚。孙立朝又和章廿一公的两个孙子孙福、孙士成都生于清顺治年间，孙成诰则和章廿一公长孙孙士颖生于明崇祯年间。如果说庙口始迁祖是石佛章廿一公，那么孙成诰与孙立朝写上述文章时，庙口孙氏大概只有十来户人家，尚未形成村族，就不会在文章中专门论述了。且据家谱房派世系，章廿一公和孙立朝、孙成诰三人，同属福六公森二房松五十四公之派，本房三四代之内，岂有不知分迁之理？而且凭孙成诰和孙立朝的学识，又怎会将庙口一族无端往外推呢？
从墓地方面考证，章廿一公和他的孙子正三百七皆葬于梁家坞，翻开石佛家谱，葬于梁家坞的很多，可知梁家坞应该是石佛墓地，与庙口无关。
石佛家谱中对于外迁分支特别是早期分支都有交代，晚期分支也可以找到线索，何况庙口家族远比读山、高大、桂溪、张村都要大得多，章廿一公派下却未有所谓“迁居庙口”的片言只语。非但如此，整部石佛家谱中都没有福二公、福六公后裔迁居庙口的记载。若因两村之间仅仅为了一桩并不触犯宗法制度的争端，而抹煞宗谱记载，也是说不通。因此，要称石佛章廿一公就是庙口始迁祖，或推断庙口孙氏系出石佛，终究缺乏文字依据，倒不如说庙口“章廿一公”另有其人。
因此可以说，庙口始迁祖绝非石佛章廿一公，庙口孙氏历史应该更早更远。
当然，庙口孙氏属于孙瑾公后裔支派，这一点毫无疑问。照《历代捷箓》和《石佛孙氏续谱序》所述，庙口孙氏应是孙瑾次子孙亿的后代，论世系则与马家坊孙村最近。
照此说法，那么庙口始迁祖究竟是曾十公呢？还是万九公？谱载曾十公孙若谦仕宋为豫州判，生一子：万九公孙子文。《历代捷箓》说：“曾十居花亭庙口”；《石佛孙氏宗谱》外纪行传载：“曾十公之子：万九，住花亭乡”；《石佛孙氏续谱序》也说：“万九公迁花亭”。由此推端，也许始迁庙口者就是万九公孙子文，然而尊其父亲曾十公孙若谦为庙口一世祖罢了。
谱载曾九公生于南宋绍熙五年（1194），则可推得曾十公约生于1196年前后，万九公约生于1226年前后，如果万九公30岁时（约1256前后））卜宅庙口，那么庙口历史至少已有750多年之久了。
还有一段更早的历史记载，据《暨阳石佛孙氏宗谱·外纪系图·洋湖阮城派》，富春龙门第六世孙景耀“登真宗朝大中祥符丙辰（1016）科乡试，初授河南开封府杞县县丞，后仕至起居郎。迁居暨阳花亭孙村洞公之始也。”暨阳开元孙氏之祖孙瑾是孙景耀嫡亲侄孙，孙景耀才是诸暨孙氏历史上有确切文字记载的第一人，孙景耀的后代即洋湖阮城派。由此可知，花亭孙村比马坊孙村要早得多，但不敢说花亭孙村就是庙口，而且洋湖阮城派的后代也没有传承下来，所以另当别论。
四、修谱选择
根据目前情况，庙口孙氏若要重修家谱，可以有三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以《历代捷箓》和《石佛孙氏续谱序》为本，以曾十公孙若谦为庙口一世祖，万九公孙子文为二世祖。字第参照马家坊孙村——曾、万、季、庆、宁……（见《暨阳孙氏简报》总017期，“宁”与石佛福二公、福六公同辈）。这样的话，庙口孙氏到现在大约有28～29世了。推算一下，不妨将孙光苗定为庙口第25世“传”字第，相当于石佛“科”字第，其余类推。或者以万九公孙子文为第一世亦可，以下类推；或者自己重新创立一套字第，结合保留古字第“传”“聪”等均可。
第二种选择。按口头传说，以章廿一公为庙口一世祖，以孙光苗为庙口第15世，以此类推。字第参照石佛孙氏，也可以自己重新创立。
第三种选择。将庙口始迁祖问题暂时搁置，世次亦可暂不编排，只将目前在世族人和能够追忆到的已故族人一起入谱，并创立一套字第，以便按辈分编排。至于历史渊源，留待日后有了更多证据的时候再说。
那么，究竟采取何种选择比较好呢？当然还是应该由庙口人自己决定。但是笔者倾向于第一种选择，理由前面已经说过，而且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应该说这是最接近事实的选择。历史应当以文字资料为重，口头传说为辅，因为口头传说毕竟容易走样。当然，文字资料也要经得起考证。从科学的态度来说，无论是文字资料还是口头传说，如果经不起考证，就不能采用。当然，第一种选择也有缺陷，比如目前庙口人的世次仅仅是推算而得，不知道是否准确？此其一；其二是将孙光苗定为25世，与他自己所说的15世又不能符合，并且难以解释。
如果采取第二种选择，也是鉴于庙口人的石佛情结，以石佛章廿一公为庙口一世祖，可能也是双方热心者所喜欢的，好像这样比较亲切。那么论字排辈，孙光苗为庙口第15世，即相当于石佛第24世“远”字辈，以此类推。字第如下：
章、宗、正、材、炳、培、钊、洪、懋、联、绵、科、名、悠、远.....
为什么笔者不倾向于第二种选择呢？这里还有一个发族世代平衡的问题，因为石佛现在有第19～25世（联、绵、科、名、悠、远、位），而据第二种选择，庙口现在大约有第14～19世，相当于石佛第23～28世（悠、远、位、登、天、府）。显然，两族辈分相差太远。从历史的广角上看，个体之间相差几辈毫不奇怪，但是整个家族之间相差不会如此悬殊。现在石佛最小辈“位”，萍溪最小辈“登”，渔橹最小辈也与“登”同辈。在整个暨阳孙氏大家族中，尚未有“天”“府”这二代人。况且庙口村族比萍溪和渔橹都要小得多，按照历史一般规律，村族小发得也比较慢，发得慢辈分相应就大。可见按代排辈，第二种选择经不起论证。毕竟历史以严肃为贵，决不能凭自己的愿望随心所欲。
所以说，与其采取第二种选择，还不如采取第三种选择。即暂时对祖源和世次不作确定，所有疑问留待后人解决，或有新的发现以后再作定论，万一找到老谱，也不致自相矛盾。第三种选择的缺陷是找到老谱的可能几乎为零，若将疑问留待后人，后人也许更难解决，而且新修家谱中如果没有确定的祖源和世次，无疑是美中不足。
需要指出的是，不管采取哪一种选择，都必须将目前所知的一切村料和研究成果都记载在新编家谱中，实事求是地加以说明，为的是给后人留下尽可能多的参考资料和线索，使后人能有重新研究和考证的机会，而决不能自绝资料，自圆其说。
笔者酷爱孙氏历史和孙氏谱牒，曾阅读孙氏家谱资料数百种，潜心研究孙氏族史近二十年，特别是在1998年前后的三载寒暑，踏遍诸暨孙氏聚落数十村，兼及邻邑富阳、绍兴、萧山、义乌等同宗聚居地，拜访父老乡亲百数十位，行程数千余里，以第一手资料写成《孙权后裔在诸暨》一文，刊载于1999年12月《富阳历史》第16期。最近《诸暨孙氏源流记》第三次增订稿修改完成，即将刊载于《诸暨谱牒文化》总第06期，就可与读者见面了。
庙口孙氏族史作为暨阳孙氏族史的一部分，笔者一直深深地关注着，奈因本人学识浅陋，所见有限，考证不够成熟，难以得出最终结论，而仅仅提出一己之见，以供参考罢了，如果有学者作出更好的论证，或者发现更有价值的资料，那才是真正令人所欣喜的。
2008年7月2日下午，笔者重访庙口村。时隔10年，庙口阳光灿烂，村貌焕然一新。只可惜昔日五老已逝其四，唯一在世者亦耳聋眼花，无法交谈。幸逢70老翁孙端山，虽不详历史往事，但指点大黄山，导游瓜坵堂，已使我非常感激了。
